勇于自我革新，严格管党治党，已成为我党最为显著的特质，其中蕴含着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密码。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同志便是自我革新的楷模。

严禁违纪行为

严格治军乃铸就强军之基石，亦为提升军事实力之关键保障。在解放战争年代，我党曾颁布数道严格治军的指令。

在每一次行动启动之前，任何部队都必须开展一场公开且全面的纪律教育。教育内容应涵盖根据当前形势所应特别注意的事项，确保在保密的前提下，将这些信息明确传达给每一位指战员。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在行动中，全体指战员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并为人民树立良好的形象。

毛泽东始终将部队纪律视为重中之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及其红军领导层便为我国工农红军确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准则。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撰写了关于重新发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该训令最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为名，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同一天，毛泽东又为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一份政治宣言，强调全军必须提升纪律性，严格执行命令、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保军民、军政、官兵以及全军的团结一致，坚决杜绝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

1948年1月7日，鉴于党内及军队内部存在的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为了确保全国胜利的取得，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旨在建立健全报告制度。该指示明确要求，自当年起，各野战军及军区的主要领导人需每两个月提交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及请示。报告内容中特别强调了对“军队纪律”的审视与汇报。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靖边县的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央前委的扩大会议。会议重点围绕军事与地方工作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下是毛泽东同志在小河村的合影。

1月9日，毛泽东接获了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习仲勋致贺龙并转报中共中央的一则报告。报告详细叙述了我军在攻克高家堡过程中，发生的违反纪律、没收商贩及摊贩财产的事件。在审阅报告后，毛泽东于其上作出批示：

我国军队无论抵达何地，均应恪守原则，严禁擅自没收任何商铺或向商人进行捐款。一旦官僚资本在该地转变为革命根据地，其经营权亦应交由民主政府接管，军队不得擅自没收或损毁。军队所需补给，应从敌方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以及政府依法向商人征收的正当营业税和关税中获取。对敌军官佐家属财产的没收，亦属严重错误。针对高家堡出现的破坏纪律行为，必须严肃追究责任，并对全军进行政策及纪律教育。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解放了历经国民党22年反革命统治的中心——南京，从而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终结。次日，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布告，其中明确提出了包括“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内的八项重要约法。这八项约法不仅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加强纪律教育的决心，更是对南京市民的一份庄严承诺。在宣言的结尾，毛泽东主席再次重申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平交易，绝不侵占民间任何一丝一毫”，并希望广大民众能够安心生活，切勿轻信流言蜚语，相互惊扰。

纪律乃军队的生命线。在人民军队的成长历程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纪律建设对于军队建设的至关重要性。他曾精辟地指出：“军队若欲前进，生产须增一分，纪律得加强，革命方能无往不胜。”

亲友：勿以权谋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的亲朋好友纷纷致信于他，希望能在他从事工作、加入党组织或求学方面获得援手。然而，面对这些请求，毛泽东均断然予以回绝。

1949年8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杰出校友周荣向毛泽东同志寄去一封诚挚的书信，恳请毛泽东同志引荐他加入党组织。翌年5月16日，毛泽东同志在回信中回应道：“关于组织问题，不宜草率介绍，您应在本地积极表现，向当地党组织提出申请，并耐心等待组织处理。”

1949年8月7日，少年时期的邻居张四维向毛泽东发出一封求助于工作的信件。张四维早年与毛泽东并肩作战，共同参与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以及农民运动。11月17日，毛泽东亲自回信给张四维，建议他“在当地工作为宜”。此后，张四维在湖南省的中国盐业公司找到了一份职位。毛泽东再次写信给予他鼓励，希望他“在岗位上勤奋努力，取得成绩和信任，切勿来北京”。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此类来信日渐增多，然而毛泽东同志始终坚守着原则。

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收到了来自湖南的同乡与旧友张鼎的来信。张鼎曾在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所创办的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中求学，与毛泽东之间有着深厚的交情。信中，张鼎恳请毛泽东在入党事宜上能够给予关照。到了1950年5月7日，毛泽东予以回复：“入党事宜需依照当地的规章制度进行办理。”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致信郭士逵，对他请求安排工作的请求予以婉拒。在信中，他写道：“关于工作事宜，建议您仍就近寻找机会，不宜远赴省外，以免徒劳往返。”回溯至1925年，当毛泽东在韶山周边地区推动农民运动时，他曾遭受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通缉，郭士逵当时曾伸出援手，助他化险为夷。

1950年5月7日，毛泽东致信湖南同乡赵浦珠，对其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过程中诸多问题的请求，给予了委婉的拒绝。在信中，他写道：“关于乡村减租和土地改革等事宜，因我对具体情况不够了解，不便直接介入，还请与当地人民政府的同志们妥善沟通，以期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辛亥革命爆发之际，赵浦珠曾与毛泽东一同在湖南的新军起义中并肩作战。

1951年3月14日，彭友胜，湖南籍同乡，致信毛泽东，恳请协助其就业事宜。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彭友胜便与毛泽东在湖南新军起义中并肩作战。3月21日，毛泽东予以回复：“关于工作的问题，若你在乡间生活尚可，那么以留在乡间为宜，或可暂时居于乡间一段时间。因外出寻求适宜的工作岗位，恐较为困难。”

“慰生六婶（毛泽连的母亲——引者注）及泽连均不宜来京，亦不宜在长沙久留。待病愈后，即刻返回韶山为宜。目前，人民政府正大力倡导精简节约，强调抵制浪费，因此，请勿来京，亦不宜在长沙久留。”

1952年2月15日，毛泽东致信毛岳乔，就其提出的职务安排事宜作出回应：“本人不便推荐，还望您能在现地自行寻求解决之道。”毛岳乔乃毛泽东的堂兄，在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毛岳乔的父亲曾给予其经济上的资助。

1954年3月3日，湘潭籍的彭石麟向毛泽东同志写信，希望能够协助解决其工作上的难题。彭石麟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湘潭县清溪乡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在毛泽东同志早年于清溪乡地区进行革命斗争期间，彭石麟同志曾给予过他宝贵的支持。毛泽东同志将彭石麟同志的情况转达给了他的堂兄毛宇居，并在3月31日给予了回信：“我向来不太愿意为乡里的亲友代为推荐，尽管偶尔会有所涉及，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对于李漱清先生和文运昌兄的委托，我已婉言谢绝。”

1956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致其族姑毛春秀的复信中言：“关于安排你儿子从事财经工作之事，我实难从命。此事需由他本人向当地相关机关自行提出申请。”

毛泽东未曾动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影响力为家乡或亲友谋求任何特殊利益或优待。他对亲朋好友的要求极为严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人情味。在亲友遇到困境时，他总是慷慨解囊，毫无保留。然而，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深知自己手中的权力源自人民，绝不能将其用作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决心惩处贪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各级干部始终铭记毛泽东的教诲，绝大多数人恪尽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守住了抵御“糖衣炮弹”的防线。然而，也有极少数人在胜利的荣光下自视甚高，堕入贪污腐化的泥潭，沦为了人民的罪魁祸首。刘青山、张子善便是此类人的典型代表。

刘青山，生于1916年，河北省安国县是其故乡。他于1931年投身革命，案发时担任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地委副书记。张子善，1914年诞生于河北省深县，并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案发之际，他正担任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与张子善，均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均曾遭受国民党政府的逮捕与囚禁，面对严酷的刑讯逼供，始终坚守信念，未曾屈服。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里，他们均是那些未曾被枪炮征服的英雄楷模。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严峻的财政经济挑战，党中央号召各级机关依据地方实际情况，适当地开展生产活动，以缓解经费短缺的困境。然而，在这场运动中，刘青山与张子善却利用职权大肆聚敛财富，沉溺于奢侈荒淫的生活。短短两年间，刘青山直接贪污并挥霍的资金高达1.84亿元（以旧币计，按当时物价水平，相当于可购买小米110.4万斤）。而张子善同样直接贪污挥霍的资金高达1.94亿元（以旧币计，按当时物价水平，相当于可购买小米116.4万斤）。1951年10月，中共河北省委对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行为展开调查，并将结果上报华北局。11月29日晚，华北局向党中央发送了电报，详细阐述了此案的情况。

11月3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分局以及省市区党委致信，并附上一段批示：

天津市前地委书记刘青山与现任书记张子善均被揭露为重大贪污犯，此情况已由华北局察觉并开始着手处理。我们坚信华北局采取的方针是恰如其分的。这一事件向中央、中央局、分局以及省市区各级党委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干部可能受到资产阶级侵蚀而导致的严重贪污问题。务必加强对此类问题的发现、揭露和惩处，并将其视为一场严肃的斗争来对待。现附上华北局于1951年11月29日致中央的报告，供各位研究参考，并请密切关注辖区内的类似事件，确保及时予以处理。

“正因他们二人地位显赫，功勋卓著，影响力深远，所以才必须下定决心对他们进行处决。唯有如此，方能拯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乃至二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为了更深刻地让党内汲取教训，毛泽东于12月29日特意批示《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关于刘青山与张子善罪行的报道新闻稿。此外，他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华北局关于组织讨论刘青山和张子善事件的相关指示转发至各中央局。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于省会保定市对刘青山、张子善涉嫌贪污案进行公审，最终依法判处二人死刑，并即刻执行，同时没收其全部个人财产。随着此案落幕，新中国反腐斗争的首例重大案件亦画上了句号。

“不做寿”为党纪。

生日，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生命历程中尤为珍贵的日子。在中国，庆贺生日、举办寿宴已成为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做寿”却是一条严格的纪律。毛泽东，这位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伟人，每逢这一天，身边的同事与亲朋好友总会筹划着为他举办一场隆重的庆祝活动。然而，毛泽东总是婉言谢绝，并多次明令禁止“祝寿”的行为。

“我决定不举行寿庆。举行寿宴之事过于频繁，恐滋生不良风气。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时机并不适宜。”

“五十而立，六十而耳顺”，五十岁的寿辰本应是人生命运中的一个关键节点，然而，在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下，延安的各界人士并未举办任何形式的祝寿庆典。

1949年3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七届二中全会圆满落幕。在总结性的发言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了禁止举行祝寿仪式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必须力戒骄傲，这是对领导者而言的一项基本原则，亦是维护团结的基石。即便是没有犯过重大错误，且在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就的人，亦不应骄傲自满。我们必须禁止对党的领导人进行祝寿，禁止将党的领导者的名字用于地名、街道名称和企业名称，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坚决遏制歌功颂德的不良风气。”

在毛泽东同志的倡议下，本次会议通过了若干重要决定，包括禁止对党的领导集体进行寿庆活动，禁止将党的领导者的名字用作地名或街名，以及避免将我国同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伟大先驱并列等关键性规定。

1953年8月12日，夜幕低垂之际，毛泽东莅临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着重探讨了如何抵制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他指出：“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有几项重要规定并未明文列出。首先，不宜举行寿庆活动，因为庆寿并不能真正增添寿命，关键在于将工作做到极致。其次，应避免送礼，尤其是党内，送礼之举应予摒弃。再者，应减少敬酒之频，但特殊场合则可适当。另外，拍掌虽非禁止，但亦不宜过多，毕竟群众的热情值得尊重，而不应予以浇灭。此外，地名不应以人名命名。最后，不应将中国同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革命导师并列，这应当是师生之间的关系，理应如此。若能恪守这些原则，便是体现了谦逊的品质。”

“无论何时，都应节约，不宜举行祝寿活动，这一点务必说明。”

“同意此处理方式。”

1956年8月，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我们还应当始终秉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干部尚未步入大城市之际，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摒弃寿庆与送礼的风气，并在中央及各级领导干部出差或参与其他活动时，禁止举办欢迎或送别仪式，禁止献旗献花，且未经中央批准，不得以个人名义命名地方、机关或企业”的段落旁边，特意批注道：“需阐述理由：即避免个人形象的过分凸显。”

“两种方式均不予采纳，现阶段不予实施，未来亦不予实施，永不再行。”

1964年12月26日，正值毛泽东同志71华诞。当夜，毛泽东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设宴，邀请了中央领导人、各大行政区的主要负责人、部分部委的负责人、劳动模范、科学家以及身边的同事，共同享受了一顿晚餐。在此，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今日之聚非为宴请，亦非为庆祝寿辰，因为有工人、有农民在场，我便以自己的稿费请大家用餐，这亦是对“四同”原则（即同吃、同住、同活动、同学习）的一次践行。

“党中央早已明令禁止祝寿活动，应通知全国各界，重申此禁令。”

毛泽东以身作则，严禁祝寿之举，从而净化了党的风气。新中国成立之际，谢觉哉在给家人的信中如此表述：“现严禁举行寿庆，举行寿庆实为无谓的浪费，生日每年一次，本无必要过分讲究，北京城内已不复见寿庆之风气。”由此可见，禁止祝寿的政策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敢于进行自我革新，坚持严格管理党的队伍，这是我们党最为显著的特征，其中蕴含着共产党人不断奋斗的精神精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国家以及党的形势都经历了深刻的变迁，执行党要管理自身、严格治理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艰巨、更为迫切。如今，重温毛泽东同志自我革新的故事，正是为了在面临严峻的形势和挑战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确保我们的党持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昂扬的斗志和崇高的正气。